日前，國內人大常委會發布了對大氣污染治理執法督察的監督報告。報告提出了很多問題。有一個問題比較有意思，2013年，環保12369專線，接到的舉報案件中，大氣污染類占73%，但在全年查處案件中，大氣污染類僅占12%。

　　環境法律應用率極為低下

　　其實環保部每個月都會發布12369舉報專線的執法處理情況。如果你看到公眾舉報的執法情況，會感到人心鼓舞，因此，幾乎所有舉報的問題，似乎都得到了“解決”。

　　當然，解決是分好多層面的，當地的環保監察大隊，只要出動了，估計就算“解決”的常規應對方式。至于接到公眾環保報警之后，解決的情況、查處的情況如何，那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當前的法律，確實無法支持監察大隊對公眾認為的違法企業進行查處。政府是要依法行政的，法律不支持他們做的事，他們多半不敢作為，于是，即使空氣很難聞，企業在排污，執法人員也和當地公眾一樣，徒嘆奈何。

　　我們當前能夠促進環境法治的法律法規也不少，但應用率仍舊極其低下。因此，以為一部嚴格的法律，就能夠嚇退污染企業估計仍舊很困難。

　　2007年，“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就開始試行了。但有意思的是，很多地方環保局，至今沒有接受公眾環境信息公開申請的訓練。一旦有公眾上門索要當地企業的環境信息，這些環保局甚至不知如何答復。

　　也出現一些反過來的極端情況。有些地方環保局，一看到公眾來申請信息，就百般刁難，一會兒要證明公眾與污染企業“有相關性”，一會兒要公眾保證拿到了信息“**不公開傳播”，一會兒又說涉及企業的商業機密，不能公開。

　　實際上，治理空氣污染，除了嚴格的法律，除了環保部門和司法機關的聯手懲處，除了國內人大、各級人大的“執法檢查”，更需要公眾持續的舉報、孜孜不倦的追問，以及持之以恒的監督。

　　公民環境監督能力的提升更有意義

　　公民的環境能力也是在實踐中訓練成的。當一個人說自己關心身邊的空氣，其實未必真的關心。因為他如果真的關心，應當就會對空氣質量極為敏感。但是現在公眾的努力，往往都轉向了對空氣凈化器的比對和購買。對自身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缺乏基本的提升信心。至于打個舉報電話、申請個信息公開、定位個污染企業、微博曝光個空氣污染的行為、追問霧霾真實的元兇、分析霧霾治理措施的有效性，都缺乏行動的動力。

　　當然，也有很多公眾已經在行動。某地原來有一家焦化廠，后來焦化廠搬走了，原來的土地上蓋起了住宅樓。住在這個小區的人，總是在夜間聞到也許是從土壤里釋放出來的“毒氣”。于是，他們就自己集資，購買了一臺苯系列物的檢測儀。探索的過程雖然艱難，但卻是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一步。

　　更多的公眾開始關注環境影響評價報告。只要有與自己生活相關的區域，有一些可能存在空氣污染的企業——尤其是垃圾焚燒廠，要修建的信息泄露出來，他們就會緊緊地盯著環評公示的各個環節，然后研究這些企業的運營工藝和尾氣治理設施，研究其排放物對人體和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然后，利用一切的媒體通道，表達自己的關心和興趣，表達自己愿意參與對話的愿望。

　　這時候，如果政府不透明公開空氣監測的信息，企業不公開自己排放物的信息，行政執法機關不公開執法過程，公眾不主動去監督和挑戰政府和企業的信息透明度，那么，中國空氣污染的治理，就永遠只有“天知道”。

　　責怪政府，埋怨企業，期待嚴法，指望重罰，其實不是*為有效的通路。公民環境治理參與能力、公民環境監督能力的提升，才*有價值，*有力度。空氣治理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