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可以成為一門生意
打假可以成為一門生意
毒膠囊問題尚未徹查清楚，前日中央電視臺又爆出部分蜜餞產品添加劑嚴重超標，生產環境惡劣。
和以往歷次的食品**事故一樣，此次蜜餞產品添加劑超標一事也是來自媒體暗訪，而非監管機構的常規檢查。為何專業的監管機構發現不了**商家的問題產品，非要通過媒體的報道？難道是記者比專業的監管機構更加有責任心？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就根本不需要給監管部門配置這么多的編制和經費了。網絡上甚至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新聞機構和藥監局互換，那么中國食品**危機就會大幅度減少。
為什么新聞機構會比監管部門更能發現這么多的食品**事故？在我看來，除了媒體從業人員被賦予的輿論監督之責，還因為，作為媒體，其收益要通過發行和廣告來實現，而廣告和發行往往取決于其內容的獨到。為了在市場中生存，各家媒體就必須使出各種招數來提供更能吸引讀者眼球的新聞。在絕大多數媒體中，記者的收入往往和發稿的內容和數量有關，這一切都驅使媒體必須提供有價值的報道，從而確保其在市場上勝出。
但是對于監管機構來說，監管是其法定職責，法律授予其履行相關監管職能，也就意味著在一定的行政區域內排斥了其他機構的權力，在這個區域內它就是**的正規權力機構，自然也就不怕另有機構來搶奪它的飯碗。同時，監管部門的經費也不會因為多發現幾起事故而增加，相反，更多事故反而可能凸顯其地位的重要。于是，很多機構怠于行使其職權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媒體對于利潤的驅使使得作為讀者的我們能夠獲悉更多真實世界的新聞，中國六十多年來媒體的變遷多少也證明了這一點。回到食品**事件上來，僅有媒體的揭黑并不夠，因為媒體在很多情況下因為受到特定因素的影響，無法在市場上傳遞更多的信息。甚至在很多時候，揭黑會成為不少黑心媒體與廠家之間勾兌利益的買賣，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事實上，這幾年媒體從業者因為敲詐企業而入獄的新聞時有傳出。
事實上，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中，參與打假的并不應該只是媒體一家，而應有更多主體。幾年前因為“知假買假”而被國人熟知的王海即是一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王海借助這一條規定，主動向商家購買假貨從而獲取利潤。現在王海已經成立了專業的打假公司，通過發現市場中的假冒偽劣產品賺取利潤。
當然，很多人質疑王海打假的目的，稱其并不是為了消費者，賺取利潤才是他的目的，甚至在法學界一直還存在著“知假買假是不是消費者”的爭論。盡管現在法學界大致已經承認“知假買假”的也是消費者，但對于專業的打假公司還是持否定態度。是的，王海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要營利，但是需要銘記的是，打假公司的利潤是建立在為公眾消滅更多假冒偽劣產品的基礎之上。這又有何不妥？
如果我們放眼國外會發現，這種以打假為目標的公司并不少見，今年讓不少上市公司聞風喪膽的渾水公司就是一例。這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的主營業務就是揭露那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欺詐行為，它通過向投資者出售其研究報告和服務，或者在市場上推出做空機制而營利。
但是在中國的市場上，以打假為主營業務的公司還面臨著不少問題，而且很多行為都是處在灰色地帶，這些公司稍不注意就會被司法機構以“敲詐勒索罪”處以刑罰。不可否認，市場上會存在類似公司，就像我們不能夠杜絕食品**事故一樣，但是如果僅以此就作為取消此類行當存在的理由，那倒是因噎廢食了。因此，當下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上給這些機構和個人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間，而不是相反。
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預見：假如市場主體的打假能夠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那么市場上的假貨會少很多，消費者也會有更多可以放心入口的食品。當然，我們還會收獲一個副產品：納稅人以較低的監管支出獲得了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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