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局一：“三駕馬車”讓位于“三大發動機”。
長期以來，很多人將經濟增長的動力定位于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事實上我們也確實在運用“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特別是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外需不行了就拉動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拉動消費。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個組成部分，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只是經濟低迷或經濟危機等特殊時期撫平經濟波動的手段，并非平常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長期依賴它們會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遺癥。
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只能來自于供給邊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正好對應著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改革、轉型、**，它們才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真正健康、可持續的動力。近年來，我們高度重視推進**改革、結構轉型、**驅動，這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已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
變局二：服務經濟超過工業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在快速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經濟一直是主體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間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實際增長10.6%；2013年三產占比達到了46.1%，**超過二產占比的43.9%，2014年三產占比達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產占比進一步提升到49.5%，服務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悄然到來。預計到2020年三產占比可達55%以上。
服務經濟比重的提升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如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就業壓力減輕、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質提高等。
變局三：移動互聯網顛覆傳統領域。
新一輪全球技術**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研發特別是應用領域也有不錯的表現。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7.3億人，較上年增長11.8%，市場規模達13437.7億元，增長183.8%。
移動互聯網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性的影響和沖擊，對幾乎所有行業特別是傳統行業(如商業、傳媒、通訊、出租車、金融等)帶來了顛覆性影響和沖擊。一些傳統行業若不與移動互聯網連接起來，很快就會為大多數消費者所拋棄。
變局四：城鎮主導社會翩然而至。
新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個百分點，**超過50%，城鎮人口開始占據主導地位。2014年城鎮化率提升到54.77%。
雖然目前還有一部分城鎮人口屬于沒有解決戶口的“半城鎮化”，但其實際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鎮化。而且，隨著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改善，隨著城鄉經濟交流的日益頻繁，許多農村特別是郊區農村和交通沿線農村已基本城鎮化了，即大致享有與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變局五：區域融合漸成潮流。
雖然行政區劃限制、畫地為牢、地方保護主義等區域分割現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還很突出，但區域融合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漸成潮流。新一屆中央領導正在著力推動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就是明證。
此外還有黑龍江的哈大齊經濟區、吉林的長吉圖經濟區、遼寧的沈陽經濟圈和“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環渤海地區、河北的環首都綠色經濟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東的半島城市群和黃河三角洲、長三角、安徽的皖江經濟帶、浙江的環杭州灣經濟區、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經濟區、江西的昌九經濟走廊、廣東的珠三角、廣西的北部灣經濟區、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漢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經濟帶、新疆的烏昌一體化等。
這些區域之間的產業合作和產業轉移越來越多，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日益頻繁，環境治理的聯防聯控也越來越多，交通通訊的聯接也越來越加強。
變局六：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1990年中國進入人口紅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紅利逐步提升，2010年撫養比下降到34.2%*低值、人口紅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紅利逐漸衰減，預計2030年前后衰減為零并隨即轉變到人口負債期；而后負債率逐步走高，2050年撫養比將達到62%左右，負債率也將創出新高。
實際情況是：國家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中國15歲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即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1%，較2011年繼續下降0.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經出現。
變局七：綠色低碳發展日益強化。
改革開放前期，我們將主要精力放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多年后，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加大，故自“十一五”開始我們將資源環境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規劃。
特別是“十二五”時期霧霾問題日益突出，我們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的高度，頒布了*嚴格的環境保護法，提出了大氣污染、水污染行動計劃等，并向國際社會承諾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可以說，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中國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時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疊加總量可能達到峰值。
變局八：“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
改革開放來，“低成本優勢”一直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經意間中國經濟已進入“高成本時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環保成本、人才成本、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知識產權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種成本**上升，這對產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變局十：公平訴求超過效率訴求。
改革開放前期，針對國民經濟瀕于崩潰、人民生活普遍貧困、平均主義盛行的現實，我們強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等，實際上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當時的效率訴求更為強大。但當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多年后，雖然效率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公平問題已變得更為突出了，公平訴求更為強大了。
實際情況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點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為0.481,2013年為0.473。雖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線。因此，近年來我們開始高度重視統籌城鄉區域發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對國有企業高管限薪、開展精準扶貧等，以滿足公平訴求。但解決公平問題仍然任重道遠。
以上九大經濟變局蘊含著很豐富的內容，需要我國在認清的前提下，適應新常態，**新常態，力爭抓住其中新機遇，迎接新挑戰，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